从北京到宗萨寺,我就这样离开了职场十年

2009年的头一个月是我在深圳的最后几天,这是我跟这个城市长久缘分的一次重大离别。

我在万科的周刊编辑部呆了四年,坦白地说,那是一段快乐的,自由自在的黄金时代,滋养了我二字头年纪的最后几年。在办公室里同时有几本不同功能的出版物,我做责编的那本杂志拥有一种奇特缝隙的自由,它本质是万科或者王石想要影响那些该影响的人的一个读物,所以我总是跟一些在编或是在野的经济学者约稿,又或者是聊聊文化和建筑。在没有重大公司决策的时候,没有人能对编辑内容指手画脚。

所以,颜长江的三峡摄影和记录我们给予连载,因为即使身在最红火的广州媒体圈,他也找不到合适的,公开发行的杂志连载,人家有发行和广告压力,我们没有。

金主就在身后十米,而他通常就笑笑看我们的选题。

我甚至约了编号223的一组摄影作品,青春的肉体横陈。不过杂志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叫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了。

端庄的万科尽管一直想做最洋派的中国公司,还是不能接受裸体。

杂志回收重做了。

这些事情就像天边的朵朵浮云,飘来飘去,并没有影响我。我永远是一个强调美妙生活的人,即使面对旁边总是加班到十点的那些真正的房地产经理人,我也就为他们鼓鼓掌,然后下班回家做和式味汁凉面吃了。

我和奋斗的深圳格格不入。很久以前的恋人,曾经冷冷地对我说:“你就没有受过任何苦啊,你看那些来深圳的人,谁没有住过城中村,而你一来就住了公寓”。

嗯,可是在博客时代,全深圳也只有我写得出“两个村:皇岗与水围”这种好玩的小文章啊。我着迷于这两个充斥着原住民,港人和二奶的城中村,在那里听会了粤语和习惯了及第粥的早餐。

青春总是跑得特别快,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我30岁了,面对着一种无端端的三十压力感,开始有点睡得不好。

爱情也没有了两年了。

是该换个地方了。

很快提出了辞职。我的主编觉得我疯了。“你有多少钱就敢辞职”。

我不管我不管,还是坚定地在一月提出了辞职。

二十条名牌领带送给了文雅而时髦的朋友,几百本书任人挑选,甚至电脑显示器也给了人,冰箱里的存酒一天两瓶清空,我可爱的住了好多年的深圳小屋,半个月就变白茫茫。

尽管在团队中我当年的年终考评排名第二,但三月收到年终奖的时候,很明显是一个可笑的倒数第一的数字。

年前辞职一定是这样了,但我真不想干了。

快乐比较重要。

我想出去旅行一年,然后再回来工作,做一个媒体人也好,或是继续为房地产服务也好,那都应该是2010年的事情了。

我给旅行家赋格打电话,告诉他我辞职了要去旅行。他是这么干的当代中国鼻祖,我想听听他的路线意见。在2007年他还在南方周末编地理版的时候,我给他写过一篇清迈的小城故事。

结果这通电话让我彻底离开了职场。

他说:“哈,孤独星球正准备秘密进入中国做本土内容,你要不要来当作者?”。

我当然愿意啊。

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改变生活的2009年,LP当然毫无疑问地,还是旅行者的必需品。

真的是秘密招聘,LP和三联书店的合作还要等到合适的时间才能正式宣布,而第一批中文作者已经亟需到位,去为那些最有趣的地方调研。

我本来已经买好了海南航空3月份从深圳飞往乌鲁木齐的99元促销机票。为了接上这个活儿,99块的机票,不要了!

虽然第一批作者全都是内部私人招募,但我们也是需要经过考试的。一篇孤独星球体的作文是必须的。

我去澳门呆了一个星期,跑到黑沙滩去看海,写出一份没有赌场的路凼指南。

毫无悬念的入选了。草创的编辑部给我发来了邀请函,在人民代表大会们开完会以后,我们将会去东四十条的胡同里上课了。

我是第一次于早春时节抵达北京,又冷又脏,没什么好印象。

可是七七八八的南方好友,都已经到了北京。广州空了一半,深圳空了一半,我也没有理由坐广深特快,和朋友去珠江边吃夜宵了。

编辑部那时大概算是六个人,三联方面是三个人,小坚是负责人,吴莘是把关的编辑,还有一位姓马的姑娘。

吴莘北大历史系毕业,是合乎想象的三联编辑应该有的背景,小坚则是野路子,大概领导也觉得野路子的能管野人,后来他更野地去内容创业了。

三个“外来编辑”都是旅行家,赋格是洋派的中国旅行家,叶孝忠是洋派的华人旅行家,易晓春则是朴素派的户外旅行家,他曾经是藏羚羊的编辑,那是LP进入中国之前,国内最好的原创旅行指南。

作者有很多也很洋派,上海来的不少,加上都有上海背景的赋格和孝忠,胡同里也一时莺莺燕燕。就有看不上尚未治好沙子的北京的洋派人发话了。

“咱们办公室就不能弄在上海嘛”。

小坚笑而不语。

那时人们都去北京,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北京的前景,北京啊,应该会像头一年的烟花那样璀璨下去吧?

我们的课程极其隆重。

这是孤独星球第一次以英文以外的语言进行创作,你看到的那些法文、德文都是翻译版本。当时还在墨尔本的编辑部主管,营销总监等等,全都飞来北京,为我们十个预选作者讲课。

甚至后来,LP的创始人 Tony 也来了,人们开心地簇拥着他。不过我只记得为项目紧张的梅根,这位为LP服务很多年的女士,后来也离开了。

我们在三联周边吃饭玩耍,在云南味道吃云南菜或是唱罗大佑,甚至做作业也是一段北京东城美术馆周边的指南和地图。

说实话,十个作者里来源真可以说得上千奇百怪。当中有16岁就在三联书店出书的天才少女,有已经行遍中国的旅行作者,有文学翻译,却也有从未发表过文章的工程师和职员。

如今他们有的消隐于江湖,有的远渡重洋在新世界生活,也有的还在继续行走,还在冰天雪地里做劈叉。

大家的英文看起来倒是好像都比我好,不过我不着急。听不懂的时候,看看印发的资料,还是能懂。

文字和逻辑,我还是有一点小小天才。

澳洲来的图片总监讲课时,说“我们尽量避免那种看起来就很明信片的照片”。

银翘举起手来:“可是你看我们面前展示的几本书的封面都很明信片啊?”

大家哄笑。明白理想与现实的差别。

如果时间能够任意转换,用现在糟糕的语汇来讲,孤独星球,尤其是早期的,二十世纪的孤独星球,就是一个典型的“白左”青年形象。

他对世界充满好奇,拥有同理心和理解的愿望,但坚持着自己的基本原则,提倡自由和尊严前提下的多元文化并存,诚恳地反对历史的犬儒。

我们当然可以在多灾多难并荒诞的世界发现美,但我们不能把多灾多难和荒诞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它有时候甚至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旅游奇观。

在十年前,环境略宽,就算是写一个旅行指南,我们也称得上认真穿越了中国的历史。在重庆的那个紧闭的红卫兵墓园,漂亮的 Vero 硬是翻了墙进去;摇曳在青海湖周边,赋格去探访那些原子爆炸过的世界,还把当世的大和尚的出生小村写进了书里。冉云飞给我们写的四川史,大饥荒那一节,触目惊心。

而我,从白玉到亚青的时候,发现了一系列历史地图显示的当地定居点差异如此之大,最终理解了康地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惊人的荒诞——当然,没法写进去。

一直到雨季,我们才正式出发。作为几个仅有的男性劳力,我被派到了318公路和317公路,也就是康地(我一直不太用“川西”这个词)。

在十年前,在LP第一次北京培训的时候,我已经大力和同学们推荐了迪卡侬。

我在成都南站旁边的迪卡侬采购了很多,买了一个可以背也可以推的旅行箱,兴冲冲地坐大巴去石棉县。

下车的时候,发现我的箱子被狗日的四川小偷拎走了。

那里边有我所有的衣服。还有一副 MiuMiu 的眼镜,一副 Armani 的墨镜,以及一个荒唐的移动硬盘,里边有成濑巳喜男存世的所有电影。

我在赖宁的家乡吃了乌烟瘴气的烧烤后,第二天迅速买了票回到成都,再去迪卡侬补了三件衣服,一路西去康定。

从此永远走上了背包十斤的道路。

那时仍是一个背包旅行的黄金时代,LP给的那点钱显然是不够我在藏地包车的。我遇到了佛山的旅游爱好者李姐,西安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小张——他学的是服装设计,可又糙得让我对“服装设计师都是Gay”这种千古成见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当然还有个四川小姑娘,我把她从跟一堆康巴汉子讨价还价哪个脏旅馆更便宜的绝望处境中拉了出来,我们四个人结成伴,于是就快乐地包车走上了从石渠到理塘的茫茫草原。德格与理塘德那些遥远的寺院,譬如亚青,譬如宗萨,都成了我们的惊心动魄的爱。

我已经和李姐失去了联系,可我想她会记得我。在坑坑洼洼的藏地公路上,总是会与一些惊人的险境不期而遇——而藏人司机永远给你险境之上的更大刺激。

当女人们惊呼的时候,我就低低幽幽地唱

“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

她就会笑得不行地来打我。

两个月的荒野之旅,我好像又找回了一种曾经失去的青春。

在完成了LP的康地调研任务后,我滚回了云南,但没有回家,继续从河口进入了越南,最后,这成了一趟长达八个月的流浪。

在柬埔寨的丛林里时,我收到了一封邮件,广州发来的。南方都市报的邓志新,说他是我博客的粉丝,问我愿意在南都开个专栏吗?

啊,爱广州。

就这样,我跟职场越来越远。

其实在流浪的前两年,总还是能接到各种猎头电话,大约万科的平台虚幻的身份总是有人赞赏的。好朋友李律师怕自由职业者如我太过贫穷,给我介绍了一个有为的地产服务商朋友,给他们做点兼职。

结果接触了以后,他要我去他新成立的地产公司跟他干,说了很多次,最后一定要飞来找我,要亲自说服我。

我正在美丽的漓江边骑行,带他去江边吃了全州醋血鸭,带他去看江上的芦苇和黄澄澄的月亮。

他终于明白我还想继续流浪在月光下了。

笑,于是约定在某个春天来找我流浪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