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旅行团

“他们应该会在路上做起平板支撑吧”。我对摄影师讲。

没想到,车流在羊卓雍错慢慢地停滞下来,看不出移动的迹象,我们被困在了湖边。

这是一个旅行团,在马年最后的秋天,去冈仁波齐转山。团员大多来自上海和杭州,绝大部分有两个著名商学院EMBA的背景,一起去过不少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一群活泼的高龄童子军。

最活泼的那位组织的男生,早就跳下车,去湖边拍一屡屡的光线和岸上的雪山。男男女女,涌到阳光万丈的湖边草地上。我拍完几张照片,回头看,几个男生已经在草地上一动不动,憋着气,像是一群刚刚上岸,发现敌情而如芒在背的青蛙。那正是平板支撑风靡朋友圈的2014年,千千万万的中年人在这个仿佛可以同时锻炼肌肉又同时冥想的动作身上,找到了可以一试的好胜心。

我在拉萨的时候,给这次转山旅行团讲一个关于喜马拉雅地区户外的课程,同时还有寺院里一位博学的格西给他们讲了一些藏传佛教的基本道义。论理来说,这是不必要的,我从他们的言谈中,得知大部分人都有师傅,不过花了钱,总归是要比普通的旅行团多了些加成罢。

于是我就随着他们一起去冈仁波齐,名义上是个导师,实则是半个向导——虽然我在此前并没有去过冈仁波齐;他们也不在意,一来我们还安排了拉萨的两位向导,二来这些家伙,都是去过河西走廊的戈壁滩越野跑的人,这座圣山神水,也不过是一个有点名气的所在,所谓的宇宙中心,到底是对藏人和印度教徒而言的。在三天就能开到的旅程来看,徒步的艰难,也并不值得在意。

车辆终究开始流动了,我们的中巴车跟着国庆节的庞大车队,一路向西。这正是冈仁波齐转山最好的年份,据说在马年转一圈的功德,抵得上平时里转12圈。刚好的确是我的本命年,不过我的心思,却全在想看看在这最殊胜的年份,到底朝圣的都是哪里来的人。

 

我们在日喀则停留了一晚,住的是萨迦寺在日喀则的宾馆,却没有时间去萨迦寺。紧接着晕晕乎乎地一路到了没有浴室的萨嘎,将就一夜之后,终于在第三天的下午到了塔尔钦。塔尔钦今非昔比,四星级的喜马拉雅大酒店刚刚落成,在试营业中,这一车经历了三天颠簸和边远旅馆的贵客,如释重负,瘫倒在这片干涸之地唯一的浴缸中。

我和另外两个向导住在高处的一间青旅。走上屋顶,正是夕阳即将消失的时刻,神山在后,神湖在前,蓝色的天际线渐渐变得灰暗,高高的通信塔尖,雪花一片片打下来,转瞬消失。这是冈仁波齐在2017年秋天的初雪,微弱得还无法在地上留下一点点痕迹。

晚餐换了个花样,不再是川菜了,而是吃上了小鸡炖蘑菇和花卷的东北菜。西藏的这些外来餐馆,不再是四川人和青海回民的天下了,东北人,乃至丽江人的饭店一天天在增多。酒至一半,忽然发现,我们的司机和警察(西藏的旅游中巴都需配置一名警察)没有出现。

“他们已经去转山了,明天下午就能回来”。一个向导说。

没想到,这句话激起了我们团员的好胜心。组织的男生,和他那几个一块儿去过戈壁滩的男生,决定当晚凌晨就出发。跟他们出发的还有旅行社的头儿,我们拉萨的一个向导,以及一位备受尊敬的,旅行团里的大哥和他的太太。

其余妇孺和没有参加平板支撑比赛的男团员,还是决定老老实实明天出发,在上坡前住一宿,第二天再翻那如同天门一般雄奇的垭口。

“每年都有人死,尤其那些从平地来的印度香客,不过对他们来说,能死再冈仁波齐,大概也是求仁得仁吧”。景区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印度香客团据说最少的价格是35万卢比,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不是一个容易做的决定。

 


我们在日出之前出发,阳光照下来的时候,正好走到第一个朝拜点。经幡正正对着冈仁波齐,像是拙劣的刀工刻出的冰淇淋桃子,因了清晨的微光,幽幽地泛出一点点的桃色。

我和摄影师的丈夫走在了前头,他们也从上海来,不过在两个校友团体外,倒像是围观的外人。很快,走进了检查站的安检大门,便是冈仁波齐西侧漫长的河谷道了。

奇怪的是,我一个印度人都没见到。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汉人和藏人的生肖,也就没有这马年福报12倍的功利奖赏。我一路跟藏人的小孩们打招呼,慢慢地就拉远了和队友们的距离。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向导,我在两三个帐篷茶馆都停下,喝杯甜茶,直到他们的到来。

转山的人没有我想象的多,大概跟那年控制边防通行证的发放有关,可还是有远至康地的人前来朝圣。我常常坐在河边等我的队友跟上来,往往会过了上百个千姿百态的藏人,才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在四点抵达了当天的营地,那是距离止热寺尚有距离的武警部队第5号点,帐篷依旧是寒冷的,不过总比瑟瑟寒风的外面强。团员们都躺下了,我打开帐篷,往营地的后山走去。

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里是可以走达距离冈仁波齐最近的地方之一。绕过平台上的两堆经幡,我沿着溪流旁的小路一直上去,天色越来越暗,冈仁波齐却越来越晶莹纯透。日光将近时,一缕金色偷偷扫过冈仁波齐的额头,天地的蓝,逐渐变得幽暗。

站在冰川五百米外的我,很明白不能继续了,于是和另一个仍在山上的福建男生一起下山,早睡,毕竟我们五点半就要出发。

 


第二天早上的攀垭口,仿佛是真正的朝圣了。在凌晨五点的黑夜里,点点光亮已经遥遥地在山中闪动着,是朝圣者的灯与火。我们必须在四小时内,爬上一千米的高差,抵达5680米的卓玛拉垭口。

旅程中极少出现的圣徒感终于来临,其实不过是疲劳,呼吸不畅与寒冷带来幻觉。我休息了数次,在离垭口眼看只有两百米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蹲下来。路过的几位藏族妇人要给我藏药,我摇摇头婉言谢绝,他们的队伍也可能有人需要。即使是雪域的藏人,也可能在五六千米的地方发生高山症。

垭口后是巨大的滑坡,我迅速地往低处奔去,几乎是滑雪一般的速度。一个半小时后,滑落到人间,平坦的大道和茶馆都在眼前了。躺在茶馆旁晒太阳,看队友们一个接一个地下来,那个一直闷头走最慢的女子,终究是被两个藏人搀扶着赶上了。

手机来了信号,传来了先遣部队的消息。他们的确一天多就回到了塔钦,只不过那位太太在垭口前已经昏倒,夸口随时可以救援的旅行社老板,显得很常人一样,无法在山上与平地的人联络,不得不和先生一起,踉踉跄跄地扛着太太,跨过垭口,小心翼翼地滑向人间,才叫到车把他们带走。

我们的旅行团曾经滑出轨道,但终究没有出轨,带着每个旅行团都会有的千疮百孔,回到了塔尔钦,回到了拉萨。说到底,每个旅行团都是一群力求自保的乌合之众,所有的矜持和傲慢,在失去了手机信号后,真正的自我才淋漓尽致地摊露无遗。我们在离冈仁波齐最近的地方,有一阵子活得像动物庄园,而滑下了山,又迅速披了镇定和骄矜的外衣。尊严,有时候是氧气和手机信号带来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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